在思想整合方面，象陆贾、贾谊和汉初其它学者一样，韩婴也是从反思秦的败亡入手的，对秦的苛政暴刑持批判态度，总结秦速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这没什么新意。
也许可以说，与康子考订和单刻《王制》一样，皮锡瑞的临终之作《王制笺》同样出于对中华文明制度传承的关怀，其提升《王制》位置的举动，可比宋儒提升《大学》、《中庸》。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王制》从天子讲到庶人，从爵制讲到学制、刑制，简直有如一部古Politeia：一上来便给天子、诸侯两族订了各种规矩，然后规定我们如今所谓市民社会的宪政管理——司空管地政事务（土地配给和划拨），司徒管教育（《诗》、《书》、《礼》、《乐》为基本教材）和民政事务，司马管行政事务，司寇负责法律事务（正刑明辟，以听狱讼）——甚至连交通规则也具以明文（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古经学考》65） 在廖平看来，《王制》无异于经中之要经——对此，1886年的《古经学考》有独到的申说，并与申论素王说的《知圣篇》相呼应。清朝数代学人整理经籍，到康有为的时候已成就斐然，仅就校勘《礼记》而言，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均为诚品，在晚清时局的忐忑中，康子忙得不行，为何还要花时间与门人一起来考订《王制》？ 在儒家典籍中，《礼记》古来属传，与属经的《仪礼》相配，但《礼记》的地位一直颇为独特，与《论语》、《孟子》的关系颇为复杂。所以，需要从端正教育入手，进而端正心性。可是，太炎的评判尺度又是什么呢？ 皮锡瑞断定《王制》为孔子遗书——所谓遗书，也许不一定就是写下来的文字之书，而是口传之书——或者微言，也就是不便张扬的 说法。
可是，大师怎么会搞错？突出佛教的政治制度渊源，并成其为共和国，也许透露出陈寅恪致力研究隋唐政治制度的用心（或苦心）：中华文明制度面临西洋政制的冲击时是否能够延续——这种焦虑或关怀促使大师要去搞清楚当年佛教入华时，中华帝国如何适应或化解自己的制度危机。我们经常听现代学人说，中国传统不重法律，可在《王制》中我们见到，对法制的规定不仅说得较多、而且颇严：凡断章取义曲解法律、变乱旧名更改法度、持邪门歪道搅乱国家秩序者，格杀勿论。[37] 《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02页。
据《史记·日者列传》记载，贾谊早在担任太中大夫期间就很爱读老庄之书，还时常到市中与卖卜者相会，并深纳其言。[44]四、汉初儒学思想整合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影响怎样才能使新建立的政权长治久安，以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贾谊《治安策》），可以说是汉初统治者面临的重大课题。由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和普及而形成了经学传统，从西汉武帝开始，儒家的经学便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逐渐成为主流的文化形态。礼义不加乎国家则功名不白。
他认为，汉初立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官名，兴礼乐，于是乃悉草具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24]，这样的制度变更应该是儒学的应有之义。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是《韩诗外传》。
所以，儒者们就必须面对现实，应对社会实际问题。这也是汉初政治文化整合的一个侧面。董仲舒思想的出现是飞跃和质变的完成。[33]在思想上，董仲舒从反思秦政入手，认为汉兴以来，由于统治者在主观指导思想上采用黄老思想，以因循为务，在实际操作上沿用秦政，造成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几乎承袭了秦的所有弊病，所以他认为必须更化，即改制。
不过，在陆贾的思想中，德与刑不是同等的，他强调德不厌重，刑不厌轻，故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所以亲近而致远也。儒家学派形成以后，对其他学派的思想学说不仅不排斥，而且能够兼收并蓄，不断吸纳和借鉴其他学派的有益成分，补充新鲜血液，完善本学派的学说理论。所以，有论者说：黄老学虽属道家，但由于它在学说上兼综诸家包括吸收儒家思想的特点，因而也成了由先秦诸子学向汉代儒学转化的思想桥梁。《大学》所说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围绕修身从内圣外王两个方向上阐明了实践的重要性，即以内在的道德心性为基本点，并进而将之落实到人伦日用上，此是儒学道德实践的一个完整程序和内在要求。
[35]《春秋繁露·基义》，《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77页。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伏生授《尚书》、高堂生授《礼》、田何传《易》、董仲舒传《公羊》，弟子滋众，对学术传承和经典发扬功绩甚大。
儒经所体现的道统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的核心价值，诸如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仁者爱人、贵和尚中、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忧患意识、与时携行、生生不息、诚信、民本、日新等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对中国历史和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他在《治安策》中讲，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积礼义而民和亲。
司马迁也说：余读陆生《新语》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这一历史规则不仅表现在一般的历史上，在中国思想史上也似乎是这样。汉初儒学思想整合的学术基础是经学。但经过郦食其、陆贾、叔孙通在政治实践中的努力，经过陆贾、贾谊与韩婴在理论上的继承综合，儒学不断地发展壮大。在阴阳之道的基础上，他吸收刑名家的思想观点，论述了政治统治的基本原则——德与刑的关系，根据阴兼于阳的原理，强调以德治为主，刑罚为辅。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
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吴公）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进入 韩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汉初 整合 。
贾谊少年气盛，但没有根底，在朝廷上陷于群小的嫉恨之中，渐受排斥，后贬为长沙王梁王太傅，郁郁不得志中抱恨早亡，年仅33岁。[40]《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43页。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易传》提出十分重要的太和观念，讲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卷一）认为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
但与此同时，国内外的各种矛盾也日益尖锐复杂起来，再加上汉武帝的进取有为、好大喜功的性格，就使得黄老思想满足不了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不再适合统治者的口味，这就为儒学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机遇。董仲舒德治内容的两个方面：行施仁政是针对上层统治者，教化是针对下层老百姓。如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⑥]但是，应该看到另一个深层次的历史事实：西汉前期几十年在政策上公开推行黄老思想为治国基本准则的同时，也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上参酌实施了儒家思想的相关内容，并收到了预期的功效。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这正与荀子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之说相合[21]。（《论语•学而》）行是动词，这里指行事为人，它是践行道德，而不是道德本身。
贾谊与陆贾相似，也是从反思秦王朝速亡的教训来提出其以仁义守天下的政治主张的，他认为秦之速亡，就在于取得政权以后仍然以法治诈力为统治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而没有改弦更张。[17]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思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3页。
扬雄《法言·渊骞篇》评价说：言辞：娄敬、陆贾。由于社会发展的广泛需要，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诠释，儒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经典。
正如学者所说：韩婴则不同，是学者，不是政治家。汉初儒学的思想整合就是在秦王朝二世而亡的短命情形下进行的，对长治久安的追求就显得分外热切，也表现了统治者在上升阶段的进取精神。德治应注重两个方面：一是施仁政。它有结合、融合、统合、综合、有机化、整体化、系统化、统一化等多重涵义。
其中虽有历史经验的总结，但主要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以发挥自己对儒家思想的理解。[30]这里，把礼比作辔衔，刑比作鞭策。
孔子声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也，三年有成。[32]韩婴：《韩待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33]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13页。
在政治上他的主导思想是：为政以德，但又主张恩威并施，德刑兼备，宽猛相济，认为这样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和。董仲舒提出的更化是在陆贾、贾谊反思秦政、批判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周秦，批判黄老政治和汉承秦制所造成的后果，乃至批评文、景以来仍然任狱吏、重刑罚的政策，重申上古王道理想，提出用新儒学的德治和礼教取代黄老政治。